Herzog 開宗明義就告訴你，這部紀錄片不是要拍怎麼登山，而是要探討登山者的內心世界：是什麼念頭讓他們走向山峰？他們投身於極限之中時，腦袋裡究竟在想什麼？我們這些不爬山的人，心中是否也都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山峰？大概是這些問題。
他真的直接問了，得到的答案也蠻冏的。怎麼會想要去爬山？不知道，只是爬山會上癮，幾乎是一種強迫症。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嗎？不知道，人家都說我們是瘋子，也許我們就像藝術家一樣，骨子裡都有點瘋狂吧。那麼爬山會不會是出於一種探究死亡的渴望（荷索就是荷索）？被問的人愣了一下，然後說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去爬山，但他知道並不是因為活膩了，真的在攀爬的當下，腦袋裡是不會去想這件事的。你還以為登山者都是話夾子關不起來的自然哲學家哩，沒想到幾個問題問下來，連你都被攪糊塗了。
不過如果你以為這些問得稀鬆平常，答得淡然無奇的題目，根本可以用棚內訪談的方式進行就好的話，你還是太小看 Werner Herzog 了。鏡頭把觀眾帶到喀喇崑崙山區的窮山惡水之間，靜悄悄地目睹登山者跟挑夫魚貫走過與肩同寬，一個強風就要把人吹落融冰河谷的木板橋，然後一邊看著主人翁接受挑夫好像要把他全身關節都卸下來的暴力馬殺雞，一邊聆聽他舉重若輕地講述一個差一個晚上抵達營地，就要被雪崩沖個屍骨無存的故事。有些事你就是得到現場問，才能問出一些連受訪者自己都不甚明瞭的幽深之處。
在 Herzog 幫觀眾問出這些算不上什麼答案的答案之前，他先告訴觀眾主人翁 Reinhold Messner 跟他的同伴兩人，這一趟要完成的是什麼樣的壯舉：無繩無氧，連續攻頂 Gasherbrum II 跟 Gasherbrum I 這兩座剛好過八千公尺的山，一趟完成中間不回營地。如果你知道一般爬這種山，都是拉大隊拖輜重沿路設點，最後如果運氣好，就送隊伍裡最強的人代表攻頂的話，看到他們就這麼幾座簡陋的帳篷，一個輕裝背包連續攻兩個頂，你會覺得他們不是神人，就是智障。台北高雄馬拉松折返跑，食物飲水自己背，過夜休息不睡覺，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你要經常幹這種事，最好是先把遺囑寫好。」
Messner 是真的把後事都想好了。他估算登山所需的時程，告訴留在營地的挑夫，超過三天沒見到他們回來，就可以拔帳下山了；再過幾天沒見到他們回到鎮上，就可以處理他們留在旅社的私人物品，到哪裡去領取這趟的費用。他完全不考慮叫人來搜救，因為他們輕裝簡從的「阿爾卑斯登山法」，沒有大隊支援本來風險就高，出了事卻要人來救，太不負責任。
他不僅是對自己的生命態度冷淡，對待隊友也是。他很明白地說他挑這個隊友同行，是因為兩人能力相近，相知甚詳，可以彼此照應，那並不意味著他們感情有好到可以稱為好朋友。山友界的「繩伴情誼」對他也是個屁，兩人帶上繩索只是為了不時之需，攀爬時並不打算彼此用安全繩確保，因為這種神經病等級的登山挑戰，你雖然需要同伴來大幅提高生還的機率，但真的出了狀況，基本上還是隨人顧性命，這點他們自己心底都很清楚。聽起來好像很冷血，然而當你進行的已經不是「極限運動」，而僅僅是「極限」的時候，冷情當感似乎反而是一種理所當然。
熱血、勇氣、理念、超越，這些平常大家掛在嘴邊，用來給極限運動賦予好像很了不起的意義的辭彙，與《發光的山脈》這部片完全無關——在這三刻鐘的時間裡，你只會看到一種漠然、一種寥然、一種寂然。Herzog 的攝影團隊當然無法跟著上去攻頂，而當觀眾透過攝影機的鏡頭，目送著已經在一片雪暟暟中化作兩個黑點的背影，逐步邁向那「發光的山脈」時，你不禁還是要想那個 Herzog 方才問過，而他們自己也答不上來的問題：是什麼讓他們走向山峰？是要挑戰什麼嗎？證明什麼嗎？還是單純的已經瘋了？我望著那個山艮為止，死亡是一種常態的存在，倒是突然間領悟到了他們答不上來，因為真的很吊詭的答案：他們去登山，不是為了探究死亡，而是為了要感覺自己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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